導 讀
抗生素抗性基因（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ARGs）和微塑料是廣泛存在于環境中的兩類新污染物，由于其潛在的暴露危害，這兩類污染物近年來受到全世界的大量關注。期刊共同主編、浙江大學馬奇英教授和副主編、浙江樹人學院陳浚教授領銜組織了“環境中的新污染物——抗生素抗性基因和微塑料”的特刊，對2018~2022年期間CREST期刊上發表的21篇相關綜述論文進行了回顧，主題涵蓋抗生素抗性基因和微塑料在水生、陸地和大氣環境中的分析方法、賦存特征、遷移、轉化、生態和人體健康風險，以及廢水、肥料和污泥中抗性基因相關污染物的治理策略，文章還指出了這兩類污染物遷移、歸趨、風險和治理技術研究中的局限性和挑戰。此外，文章強調以“全健康”理念研究抗生素抗性基因和微塑料，對于更好地管理其環境行為和相關風險具有重要意義。
主要內容
引言
由于過去幾十年抗生素的過度使用，細菌抗生素抗性的增加已被認定為公眾健康的巨大威脅?？股乜剐约毦鷶y帶的抗生素抗性基因（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ARGs）作為一類新污染物，是抗生素抗性的罪魁禍首，在與人類相關的環境中廣泛富集。細菌可通過基因突變或ARGs的水平轉移進化為新的耐藥菌株?？股乜剐缘难葑兪潜臼兰o對人類健康的最大威脅之一，危及抗生素的效力，使人類面臨更大的生命威脅。
微塑料是指直徑<5 mm的塑料碎片，典型的微塑料包括聚乙烯、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聚苯乙烯、聚丙烯和聚氯乙烯等。微塑料的普遍存在是全球廣泛關注的環境和經濟問題。據報道，~79%的塑料廢棄物因管理不善流入至垃圾填埋場或自然環境中。由于體積較小，微塑料很容易被生物攝入，最終對生態系統和人體健康造成不利影響。此外，微塑料對有機污染物具有很高的親和力，可通過吸附和解吸帶動它們在環境中的遷移，這一過程被稱為“特洛伊木馬效應”。在“特洛伊木馬效應”下，微塑料及相關污染物的歸趨和風險將在生命周期中發生改變。
由于抗生素和塑料的廣泛使用，水體、土壤和空氣等環境介質均發現了ARGs和微塑料的存在，這些介質成為了它們的匯以及二次釋放源。一旦它們進入到環境中，便會經歷遷移、轉化、降解和消散等過程，可能威脅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
目前，全球學者對環境中的ARGs和微塑料已開展了大量研究。本特刊通過2018~2022年在CREST期刊上發表的21篇綜述的回顧，介紹了這兩類新污染物的研究進展，討論了ARGs和微塑料的來源、遷移、歸趨、毒性及對人體的健康風險。
“全健康”是一種系統性的思考和研究動物-人類-生態系統健康、從而實現可持續平衡和優化發展的協同新策略和跨學科的新方法。鑒于污染物在人類、動物和環境健康之間相互依賴的關系，利用“全健康”理念研究ARGs和微塑料環境影響的重要性已被認知。因此，除了詳細介紹ARGs和微塑料在環境中的歸趨及潛在風險外，本文還介紹了這兩類污染物在全健康框架下的相關工作進展。
抗生素抗性基因和微塑料的分析測定
了解ARGs和微塑料在環境中的歸趨、遷移和轉化機制可以更好的評估其潛在的生態和人體健康風險，其中，量化它們在環境中的殘留至關重要。
抗生素抗性基因：
方法的標準化對于污染物的準確量化非常重要，可確保數據的可靠性和樣品間的可比性。目前，快速分子工具如定量聚合酶鏈反應（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和宏基因組測序對于ARGs的分析應用前景光明。鑒于本特刊回顧的文章中僅涉及到了qPCR技術，本文將重點介紹qPCR技術在ARGs監測分析中的應用。
qPCR技術為多種環境介質（包括土壤、水、沉積物、生物固體、肥料、食物和空氣/灰塵）中ARGs的檢測提供了靈敏的定量手段。大量研究通過qPCR方法對DNA進行測定，從而討論了水體的處理效率和人體健康風險。此外，qPCR也可用于監測作為ARGs傳播載體的可移動基因元件的環境行為。然而，Keenum et al. (2002)對117篇論文的綜述顯示，在利用qPCR分析ARGs的過程中，從樣本收集到數據分析的方法差異性較大，急需將方法進行標準化，以使得不同研究、不同環境和場景下的結果具有可比性。為了標準化qPCR評估，Keenum et al. (2002)開發了一個基于qPCR方法監測水體環境（包括地表水、循環水和廢水）ARGs的框架，對水樣ARGs分析過程中包括樣品采集、濃縮、DNA提取、引物/探針特異性設計、擴增條件、擴增子長度、PCR抑制評價和檢出限等程序進行了評估。
此外，qPCR技術也是研究活而不可培養態（viable but nonculturable，VBNC）細菌形成期間和之后ARGs潛在轉移性的常用手段（Cai et al.，2022）。VBNC細胞是由光消毒誘導產生的休眠細菌，VBNC狀態是細菌應對環境刺激的重要策略，但該過程中ARGs的遷移風險日益受到關注。目前對VBNC細菌的原位和實時定量檢測，特別是對污水消毒過程的風險評估方法仍十分有限。
微塑料：
盡管許多研究報道了微塑料在水生、陸地和大氣環境中的存在，但其定量、表征、甚至單位描述方法仍未標準化。Besseling et al. (2019)論述了量化環境樣品中微塑料濃度的重大挑戰，包括尺寸范圍、顆粒形狀和單位的確定、最大值計算、提取方法和識別方法等。
基于2008~2019年間發表的文獻，Xu et al. (2020)總結了現有的土壤中不同尺寸微塑料的采樣技術、提取方法和分析程序。盡管方法較多，但每種方法都有其優點和缺點，存在一定局限性，使得土壤環境中微塑料的識別仍然面臨重大挑戰。此外，Markic et al. (2020)整理了有關取樣、檢測、分離和表征方法在研究魚類攝入微塑料中的應用。鑒于魚類攝食的物種特異性和采樣點特異性等方法學偏差，他們發現目前一些魚種對微塑料的攝入風險被嚴重低估。
與識別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聚酰胺和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等多種聚合物組成的塑料碎片的傳統分析方法相比，傅里葉變換紅外（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FTIR）技術是一種可以確定聚合物分子化學結構和官能團的先進方法。Bond et al. (2018)比較了多種用于分析環境樣品微塑料的光譜法，認為光譜法對聚合物類型的識別不夠強大，應制定更標準化的表征方法以識別聚合物類型。
通過400多篇論文的篩選，Veerasingam et al. (2021)回顧了包括FTIR在內的微塑料表征、識別、風化和老化常用分析技術，討論了沉積物、水體、生物、污水處理廠、空氣/灰塵和鹽中微塑料的數據處理方法，并提出了相關標準。他們得出結論，結合衰減全反射技術的FTIR光譜技術通常用于分析環境中，特別是水體和沉積物中的大尺寸微塑料，而傅立葉變換顯微紅外光譜儀（Micro Fourier Transform Interferometer, μFTIR）主要用于較小微塑料的分析。另外，μFTIR技術已被廣泛應用于研究微塑料在生物體內的積累及相關毒性效應。
抗生素抗性基因和微塑料的來源及賦存
全球范圍內，甚至一些地理位置偏遠的地區，均已檢測到ARGs和微塑料的存在。研究它們的來源和在環境中的賦存是評估其對生態系統和人體健康潛在風險的先決條件。
水生環境中的抗生素抗性基因：
水生環境中ARGs的來源主要與于人類和獸醫臨床環境等高濃度抗生素源頭有關。然而，基于ARGs在水生環境中的賦存，包括淡水、廢水和海洋環境中的抗生素和ARGs的來源等信息，Amarasiri et al. (2020)提出，抗生素濃度較低的自然水生環境中抗生素抗性細菌的進化也不應被忽視。作者還進一步討論了通過基因水平轉移和突變造成的抗生素抗性，共存污染物如消毒劑、消毒副產物、抗生素和金屬可刺激水生環境中ARGs的生長和基因水平轉移。
環境中ARGs的存在不僅受其來源控制，還受到其他變量的影響，包括社會經濟指數和環境因素，如氣候條件、環境介質和共存污染物等。Vaz-Moreira et al. (2022)比較了波蘭和葡萄牙這兩個位于歐洲經緯度差異較大的國家廢水中ARGs和抗生素殘留的差異性，發現它們具有不同的殘留模式和污染負荷，主要與社會經濟（人群抗生素消費量）、地理和氣候條件（溫度和降雨的季節性差異）以及動物產品中抗生素的使用量等差異有關。
陸地環境中的抗生素抗性基因：
土壤環境，特別是農業土壤，是陸地生態系統中ARGs的重要儲存庫。其中，動物糞便和生物固體的施用以及中水灌溉是農業土壤中ARGs的主要來源（Wang et al.，2022）。這些農業措施給土壤環境中ARGs的傳播和最終進入食物鏈創造了良好條件，通過食物攝入的健康風險也從而引起了人們的擔憂。
為了更好地了解土壤ARGs的來源，Wang et al. (2022)總結了不同農業方式下ARGs和土壤特征（包括重金屬和有機污染物）之間的相關性，討論了不同研究中ARGs在土壤中傳播的影響因素，如土壤環境因素和共存污染物等，全面闡述了抗生素抗性從糞便、生物固體和廢水到土壤中的傳播。Wu et al. (2022)在宏觀和微觀尺度上討論了ARGs在土壤環境中的分布、遷移和歸趨，總結了它們在土壤微生物中的分布和增殖情況。
畜牧業系統是ARGs的豐富儲藏庫。Zhao et al. (2021)通過總結動物產品中抗生素的使用和相關抗性基因風險，從“全健康”視角證明了動物的抗生素抗性主要受共選擇制劑影響，論述了畜牧業系統可通過不同的傳播途徑促進ARGs的全球傳播。
空氣中的抗生素抗性基因：
大氣傳輸在抗生素抗性的傳播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尚未得到足夠的重視。Jin et al. (2022)總結了在物理化學條件影響下，空氣中抗生素抗性的傳播和傳輸模式及其健康效應，他們指出生物氣溶膠的穩定條件可促進臨床病原ARGs抗性的存在，因此細顆粒物在抗生素抗性傳播中的作用不可忽視。此外，該文章還討論和比較了自然源和人為源對空氣ARGs的貢獻。
水生環境中的微塑料：
微塑料最早作為海洋污染物被報道，水生環境中普遍存在的塑料垃圾是其主要來源。近期，兩篇綜述（Besseling et al., 2019; Bond et al., 2018）強調，水生態系統中的微塑料污染被嚴重低估。Bond et al. (2018)通過整合聚合物的物理化學性質，綜述了海洋和淡水環境中聚合物的豐度和組成，以預測塑料垃圾在水生系統中的歸宿。他們發現流入海洋后大量失蹤的微塑料與其在污水處理廠、沉積物、海岸線和深海中的沉積，以及現有無法捕獲和識別較小顆粒的實驗方法有關。Besseling et al., (2019)根據荷蘭的一項實地研究總結了微塑料在水生系統中的暴露濃度和分布，并提出應多關注沉積物中微塑料的積累。
淡水水體由于通?？拷芰蟻碓辞铱蔀樗芰系拇鎯μ峁┛臻g，是微塑料污染的熱點區域。為了更好地理解微塑料在淡水環境中的行為，Junaid and Wang (2022)綜述了典型淡水中微塑料的來源、形成和賦存特征。此外，他們還討論了微塑料與河流和湖泊中細胞外物質（天然有機物）和細胞間生物分子（ARGs和可移動基因原件）的相互作用。他們總結，微塑料與生物分子的相互作用可能會影響其在食物鏈的傳遞，以及對生物的毒性效應和健康影響。
盡管許多研究發現了淡水環境中微塑料污染的存在，但對它們在城市地區的賦存和有害影響仍然知之甚少。為了彌補這一空白，Xu et al. (2021)根據微塑料的豐度、特征和來源討論了中國城市淡水流域的微塑料污染情況。他們總結了城市淡水環境中影響微塑料賦存和分布的關鍵因素，包括微塑料性質、環境條件、種群規模和局部土地利用功能等。另外，他們還討論了目前有關塑料污染的立法和政策，提出了控制微塑料污染的建議。
陸地環境中的微塑料：
盡管對微塑料污染的擔憂源于海洋的影響，但與海洋環境相比，陸地環境接收的塑料垃圾比海洋環境高出4-23倍。Wang et al. (2022)總結了不同用途下土壤中微塑料的來源、賦存和特征。他們發現，現有的關于土壤微塑料賦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農業生態系統中，有機肥料、殘留的塑料薄膜和大氣沉降是其主要來源。
Xu et al. (2020)總結了微塑料進入土壤環境的可能途徑及其分布和特征，文章表明微塑料可通過對有毒化學物質的吸附成為化學污染物的載體和匯，微塑料與土壤有機質之間的競爭吸附是決定有機化學物質和重金屬在微塑料與土壤之間分布的主要因素。
抗生素抗性基因和微塑料的遷移和轉化
一旦進入環境，包括遷移和轉化在內的一些物理和生化過程會影響到ARGs和微塑料在環境中的歸趨。ARGs和微塑料均可在環境介質間分配，并通過長距離遷移完成全球循環。鑒于全球循環數據的增長，深入了解這兩種污染物的遷移和轉化對風險管理和環境修復意義重大。
抗生素抗性基因：
基因突變和通過共軛、轉化和轉導途徑的水平轉移是環境中微生物傳播抗生素抗性的主要驅動力。
土壤生物膜中含有大量細菌，是ARGs水平轉移的熱點區域。Wu et al. (2022)討論了土壤生物膜在ARGs轉移中的關鍵作用和相關影響因素，包括土壤生物膜的空間結構、細胞外聚合物的組成和種群間的相互作用等，以及作為主要水平轉移方式的共軛轉移在環境中的重要性。他們還介紹了應用微流體平臺模擬土壤復雜環境，從而在微觀尺度上對土壤和生物膜中ARGs轉移開展的研究。Wang et al. (2022)通過討論土壤-植物系統中ARGs從土壤向作物的轉移以及細菌間從土壤向人體的轉移，綜述了ARGs在細菌間的傳播機制。
近期，VBNC細菌因其對傳統消毒技術（包括氯、紫外線和臭氧）的抗性受到廣泛關注。ARGs可通過VBNC細菌在良好外部條件下復蘇而進行水平轉移，造成潛在的遷移風險。為全面了解VBNC細菌及其潛在的ARGs遷移，Cai et al. (2022)綜述了VBNC狀態下細菌的變化、健康風險和環境應用。他們歸納，細菌進入VBNC狀態后，其細胞壁、細胞膜和細胞質會發生形態學變化。然而，光基廢水消毒技術中VBNC細菌的形成以及ARGs通過VBNC細菌的水平轉移需要更多的研究。
為了更好地理解ARGs的轉化及潛在機制，Yin et al.（2022）總結了ARGs在水體環境中的持久性和地球化學過程，討論了發光半導體-礦物界面（一種特殊的天然礦物界面）中ARGs的轉化，得出與環境刺激的相互作用可能會影響細菌的應激反應和轉化的結論。
微塑料：
微塑料體積較小，遠距離遷移性使其在環境中的分布較為廣泛。Xu et al. (2021)討論了中國淡水環境中微塑料的動力學，Zhang and Xu (2022)也總結了微塑料在水生和陸地環境中的遷移，討論了它們向海洋的輸入、在淡水、陸地和大氣間的遷移，以及向河流和土壤的傳輸。
微塑料就像穿梭的特洛伊木馬，可攜帶化學品和添加劑分布在環境中，最終進入生物體。除了富集外，微塑料還可以通過改變吸附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和歸趨來改變其環境風險。這種影響使微塑料和相關污染物的歸趨和健康危害更加復雜化和不確定化。然而，Zhang and Xu (2022)認為，特洛伊木馬效應對環境中有機污染物的富集影響有限，而微塑料中的內添加劑或單體是其環境暴露的主要方式。
數學模型在預測環境中微塑料歸趨中具有一定前景。Besseling et al. (2019)討論了各種模型的優點和應用，包括河流運輸、排放質量流、多媒介、基于塑料產品的估算模型，以及河口和海洋研究中使用的其他歸趨模型。他們提出，在使用遷移模型時，應考慮到微塑料歸趨和對生物體的影響、塑料顆粒的內暴露以及用于計算穩態濃度和生物體物種數據間的直接反饋。
土壤環境中的微塑料的遷移包括垂直和水平運動、非生物和生物遷移。Xu et al. (2020)討論了微塑料在多孔介質和土壤中的遷移，以及微塑料攜帶污染物向土壤動物群的遷移。反過來，土壤動物也可通過二次生成和分解介導微塑料的遷移、營養級傳輸和歸趨。Wang et al. (2022)總結，土壤動物不僅能加速土壤中微塑料的遷移和向更高營養級的傳輸，也會促進其碎片化和微生物分解。
風化和降解是環境中微塑料消散的重要機制。Bond et al. (2018)綜述了在環境相關條件下，不同微塑料在環境中的風化和降解，但該過程遠低于來源速率，導致微塑料在環境中不斷積累。
抗生素抗性基因和微塑料的生態和人體健康風險
抗生素抗性和微塑料危機是21世紀全球環境健康面臨的重要挑戰，它們的廣泛存在威脅著食品安全和生態及人類的生存環境，阻礙了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水生環境中的ARGs：
除了飲用水外，沐浴、水上運動、灌溉期間的職業暴露以及中水灌溉食物攝入等也是ARGs的主要人體暴露途徑。Amarasiri et al. (2020)回顧了水生環境中ARGs的人體風險評估研究，表明水生系統中ARGs的賦存、擴散和傳播對于準確評估其人體健康影響至關重要。作者還建議在量化微生物風險并精準預測相關風險等方面需要積累更多的信息，如不同場景下的暴露和劑量反應評估數據、未知污染點和合適的抗生素抗性標志物等。
陸地環境中的ARGs：
暴露于抗生素后，養殖動物體內產生的ARGs可能通過直接接觸或間接的動物-環境-人類途徑傳播至人類。為解開ARGs在動物、環境和人類之間的復雜之謎，Zhao et al.，(2021)分析了ARGs在畜牧業系統中從動物到人類的傳播途徑。直接接觸攜帶ARGs的動物、通過食物鏈和食品貿易的間接接觸、與農田土壤和水生環境接觸以及水平轉移都會增加ARGs的人群暴露風險。通過控制選擇性制劑、管理肥料使用、提高廢水中ARGs的去除效率以及改進管理和干預政策，可在“全健康”框架下實施保護人類健康的減緩策略。
空氣中的ARGs：
研究表明，空氣是ARGs傳播的潛在重要途徑。通過提出ARGs健康風險評估中仍然存在的重要謎題，Jin et al. (2022)提出了探索抗生素抗性從環境源到人類呼吸空氣傳播鏈的方案，并討論了與此過程相關的環境因素和健康影響。在“全健康”的監測下，制定了量化環境途徑對抗生素抗性作用貢獻的整體方法學框架。
水生環境中的微塑料：
微塑料可轉移到更高的營養級中，因此水生生物對微塑料的攝入問題日益受到關注。Markic et al. (2020)總結了野生海魚攝入微塑料的信息，并根據魚種和營養級比較了魚類攝入微塑料的地理和時間分布特征，發現在494種檢測的魚類中有323種（65%）檢測到了塑料的攝入，在391種商業魚類中有262種（67%）檢測到了塑料的攝入。但該結論仍需優化和標準化的研究方法支撐。
雙殼類動物是海洋和淡水生態系統中常見的水生生物，是生態系統中重要的一環。隨著在雙殼類體內檢出微塑料的頻率越來越高，造成了直接和間接的有害影響，微塑料污染已成為雙殼類動物的新威脅(Zhang et al.，2020)。為了了解微塑料對雙殼類動物和人類健康的影響，Zhang et al.，(2020)綜述了其潛在的暴露途徑，總結了塑料在雙殼類動物體內富集的類型和主要影響因素(豐度和大小)，闡述了食用被微塑料污染的海產品對人體健康的危害。作者得出結論，微塑料的富集可誘導雙殼類動物產生神經毒性、遺傳毒性和生殖毒性，并影響它們的棲息地和食物來源，同時造成有毒物質和有害微生物的傳輸。
微塑料與包括蛋白質、天然有機物和抗生素抗性原件在內的生物分子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能改變其在環境中的遷移、歸趨和生物有效性，從而改變其對生態系統和人體健康的有害影響。Junaid and Wang (2022)全面介紹了淡水環境中微塑料與生物分子之間的相互作用對生態和人類健康的影響，討論了微塑料對魚類和各種水生生物、無脊椎動物和哺乳動物的暴露途徑及毒性，歸納出水產品的攝入是微塑料暴露于人體的主要途徑，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不容忽視。
由于其強大的吸附能力，微塑料吸附的污染物也會對生態和人類健康造成風險。Zhang and Xu (2022)總結了微塑料在生態受體中有機污染物生物累積方面的載體作用。他們提出，內源添加劑或單體，如用于改善塑料性能的化學品和未聚合的塑料前體或降解產物，可提高微塑料對生物體內有毒物質的富集。
為了開發評估環境微塑料暴露風險的有效方法，Besseling et al. (2019年)在微塑料風險評估框架內比較了暴露風險評估工具，綜述了基于物種敏感性分布方法的微塑料生態效應閾值，同時利用該效應基準進一步篩查了水生系統中微塑料的暴露濃度和風險。此外，他們還討論了微塑料在化學品生物累積中的作用以及塑料顆粒效應的風險特征。
陸地環境中的微塑料：
微塑料對陸地生態系統的輸入量更多，因此其對土壤生態的影響可能比對水生生態系統更大。微塑料的存在可破壞土壤動物的生態功能，并通過食物鏈危害人類健康。為了系統地認識它們之間的關系，Wang et al. (2022)討論了微塑料對土壤動物的無毒和有毒危害，包括攝入和生物累積、組織病理學損傷、氧化應激、DNA損傷、遺傳毒性和生殖毒性、神經毒性、代謝紊亂、腸道微生物群失調，以及它們與負載污染物的聯合毒性等，這些機制是微塑料對土壤動物生長、繁殖和代謝產生有害影響的根本原因。
Xu et al. (2020)對微塑料及其在土壤中與共存有毒化學品的遷移進行了綜述，討論了土壤微塑料對土壤性質、微生物群落、酶活性、植物生長和土壤動物的影響，結論表明，微塑料對疏水性有機化學品的遷移貢獻有限。
抗生素抗性基因和微塑料的治理技術
鑒于ARGs和微塑料對環境和人體健康的風險，采用修復技術來減輕其負面影響的需求十分緊迫。由于在這21篇綜述中沒有關于微塑料治理技術的綜述，因此以下討論僅針對ARGs。
迄今為止，在動物廢物利用、廢水處理過程和土壤-植物系統中ARGs的有效治理技術已被開發。廢水處理廠是ARGs的大型儲存庫，可通過控制ARGs的分布防止其在環境中擴散。生物技術是最常見的污水處理方法。Xu et al. (2019)討論了生物固體和廢水處理廠中ARGs的降解和削減研究進展，厭氧/好氧消化、堆肥和生物/空氣干燥等技術可有效降低污泥處理過程中的ARGs。文章還進一步探討了ARGs治理的潛在機制和影響因素，微波、熱解和臭氧等預處理技術結合厭氧消化可提高廢水中ARGs的去除率。然而，下游厭氧消化過程中ARGs的反彈不容忽視。此外，文章還比較了ARGs在活性污泥和濕地中的歸趨。
Amarasiri et al. (2020)比較了普通處理工藝在水體和廢水處理廠中對ARGs的去除能力。Wang and Chen (2022)總結了通過生物物理化學和高級氧化處理去除廢水中ARGs的可行性和效率，以及相應的優勢和局限性。這兩篇綜述均推薦使用膜生物反應器和人工濕地等生物處理方法來增強ARGs的去除效果。
許多因素可影響廢水處理前后ARGs和抗生素的豐度?；趯U水處理廠的研究，Vaz-Moreira et al. (2022)討論了污水的抗性負荷和微生物群落組成、處理類型、污染程度、有機物負荷和溫度對廢水ARGs處理效率的影響。
為了減緩ARGs對陸地生態系統的影響，Wang et al. (2022)討論了幾種阻止ARGs進入土壤的有效技術，包括好氧堆肥和肥料、污泥及廢水的好氧/厭氧消化。他們還提出了削減土壤ARGs的策略，并概述了土壤處理過程中ARGs衰變機制的研究進展。
需要注意的是，光化學和微生物降解等自然過程也有助于ARGs在環境中的衰減。未來應加強對ARGs環境去除技術開發等方面的研究。
總結與思考
本特刊回顧了2018~2022年期間在CREST期刊上發表的21篇聚焦于環境新污染物ARGs和微塑料的綜述文章。目前對于這兩類污染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技術、環境來源和賦存、歸趨和遷移、生態和人體健康風險評估以及治理技術等方面。由于ARGs和微塑料在環境中的普遍存在，未來應加大對它們的研究，從而管理和規避其對生態系統和人體健康的不利影響?，F階段，ARGs和微塑料研究面臨的局限性和挑戰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1）為了提高分析質量，研究者已開發了識別和表征不同基質樣品中ARGs和微塑料的分析技術。然而，從樣本收集到數據分析的流程應進一步標準化，使不同研究的數據具有可比性，從而構建大型數據庫，為決策者的綜合管理提供科學依據。（2）關于ARGs和微塑料的賦存、歸趨和遷移的研究已經在全世界范圍內開展，但一些重要的科學問題仍有待解決，ARGs和微塑料在遷移、轉化方面的防控機制研究仍需深入開展，從而揭示環境與人類/生態之間的聯系。另外，應使用適當的污染標志物進行風險評估，并針對ARGs/微塑料與環境基質、共存污染物和區域生物間的相互作用開展更多的研究。此外，還需要開展多尺度、多介質的野外和實驗室研究。（3）預測污染引起的生態和人體健康風險十分重要，但同時也具有相當大的挑戰性。目前存在的局限性是缺乏不同野外和微觀尺度下的劑量-反應評估。結合數學模型后，該評估可為生態和人類受體的風險評估提供可靠的依據。此外，ARGs和微塑料與其他化學物質共存的雙重毒性及其營養級傳輸也十分值得關注。（4）目前仍缺乏高性價比的ARGs和微塑料處理技術，特別是在某些特定治理場景下。因此，不僅要通過現有的技術，還要通過創新的技術來提高這兩類污染物的去除效率，并全面探究治理過程的相關機制。“全健康”作為一種具有廣闊前景的理念，可通過將所有信息聯系在一起，建立環境污染物和健康結局之間的證據鏈，從而更好地了解ARGs和微塑料從環境到人類的過程，并為緩解措施和處理技術的開法提供思路，保障生態和人體健康。